6月17日早上6点半，罗振宇先生和他的铁杆粉丝方希发布了一个“事先不告诉你是什么”的图书包，共8000套，每套里有6本书和3件神秘东西，在“罗辑思维”社群里出售。

前一天晚上，在图书包的工作群里，大家半开玩笑地开了个盘口，赌从第二天的6点半语音发送，到当天晚上12点的17个半小时之间，总共能卖多少套。罗振宇是最乐观的一个，他预计一天内能全部卖掉，工作群里的一个小伙子最悲观，他觉得能卖3700套—还有零有整的。

方希一直很忐忑，她鼓起勇气猜了6000套，而实际上，她觉得两周内卖完也已经算是重大胜利和奇迹了，要知道，这种价位的图书包，在正常网店销售，一个月能售出1000套已经是非常卓越的成绩。但早上7点，不到半小时，她就知道自己必输无疑。没有一个人想到，一个半小时8000套卖光。

“罗辑思维”以罗振宇的人格魅力为核心，有社群、微信公众号和优酷上一档同名读书话题节目，罗振宇也是主讲人。

在节目中，他把自己定义为“说书人”、“知识的搬运工”，借由一些书去讲那些大众关心的话题，大多是商业、政治、历史。上线8个月后，罗振宇又发起号称“史上最无理的会员募集”，普通会员200元，铁杆会员1200元，不承诺任何会员权益。短短5个小时，5000个会员全部卖完。

罗泓是交了1200元的铁杆会员，也是受罗振宇“自由精神”的影响辞职创业的。之前的传统金融机构让他痛苦的是那种不顾人死活，唯利益至上的客户关系。他当时做的是国际期货，需要通宵帮客户操盘，赚到了钱，对方觉得这是你的功劳，“但亏了一点，他就会觉得你去死。”他不喜欢这种人与人的关系。

罗振宇喜欢在节目中强调个体与自由，谈那些以小博大的故事，语言犀利、极端充满蛊惑力。比如他会认为“互联网为代表的底层基础革命，将会极大地摧毁传统社会现状我们看到的一切现象”，比如“过去一切都不值得你再留恋了，一切继承的经验都不值得你再学习”，简单地说，就是代表大机制的旧时代即将消亡，更看重个人力量的新时代将会诞生，号召大家抓住机会，“现在互联网等于把工业社会去组织化之后，重新回到了个人。”罗振宇强调个人自由。

罗振宇鼓吹的这些理念持续激励着像罗泓那样的他的目标受众，并让这些分散在电脑或手机屏幕前的受众找到彼此，以实现罗振宇所提倡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全国各地都有这些“自由人”组成的“罗辑思维”会员群，罗振宇那次卖书就是在会员群里完成的。

比起节目，很多喜欢“罗辑思维”的人，更喜欢的其实是罗振宇本人，“罗辑思维”是呈现罗振宇“人格魅力”的一个载体。

杜若洋是《罗辑思维》的制片人，在他看来，罗振宇之所以如此有感染力，是因为“他是一个价值观非常强烈的人”，“就是自由主义价值观非常浓烈”，他不是太重视自由是个政治事件，他认为自由就是个人的事儿。

“他最反感的一个东西是被绑架，他反感被任何东西绑架。”杜若洋说，他和罗振宇血压都有点高，区别是罗振宇从不吃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去休息一会儿。有次他看到杜若洋吃药，还会提醒他，“你吃药你这辈子就被绑架了，所以你看我高了也不吃，我不能被任何东西绑架。”杜若洋不觉得罗振宇是开玩笑的口气，他认为他是认真的。

罗振宇对缺乏自由容忍度极低。第一次采访，他3次拒绝《人物》记者试图从他成长经历中窥视性格端倪。

他把上大学前的岁月看作一生最不痛快的时光。对于出生在安徽芜湖普通家庭的他而言，那段时光意味着没有任何自由与选择权，就像“上帝给你扔到一个狗洞里你就爬吧，远方有一个出口，那个地儿叫高考其他没有任何光亮爬出去就当人，爬不出去就做狗”，因此对罗振宇而言，“上大学之前一切都不重要，没有自由成长，就是高考所有其他事儿都是扯淡。”

2001年，罗振宇在北京买了第一套房子。在买房上，“有些人是看这大势已经基本稳定了，慢慢投入进去，而且很快把这个钱付掉”，他采取了一个“很激进的策略”—有多少钱都扔进房子里，能贷款绝不去付全款，超出自己当下财政能力去买。

“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财富机会就是买房，我当时劝所有人买房，很多人不听我的。”罗振宇说，他也把这种激进的策略也看作是拼命追求个人自由的方式。

很多人认为罗振宇人生转折是在下海后，但他认为是2003年买第二套房后，他那时想的是，自己一个月怎么也有两三千块钱租金了，觉得这辈子从此饿不死了。

“就是此前把你的人生绑架住，攫取住的一直是一种不安全感，你不知道你哪天被踢出来，你不知道你哪天就突然一无所有，你混不好，你就不行，你就会骨碌下山坡，就我买了第二套房我知道，我行了。”罗振宇说。

安全之后，罗振宇只追逐一件事：能不能利用剩下来不多的时间去尽可能体验这个世界。

罗振宇在央视《对话》做过制片人，当时的主编蒋文倩佩服他两点。一是“学富十车”，“他来了不久就把我们折服了。女人生孩子，婴儿到了盆骨当中开几指就可以生了，他都能说。”蒋文倩说，更让她惊奇的是，“他那时候连女朋友都没有。”

另一个是投入。蒋文倩形容罗振宇当时的状态是“把自己有限的时间给了无限的《对话》栏目。”

“他没谈恋爱，没人给他修边幅我们逗他，这个实习生对你有意思你发现了吗？说有吗？有啊，你都那么大了，实习生对你有意思你怎么都发现不了呢？”蒋文倩笑着说。

蒋文倩比他大，“姐姐辈儿的”，偶尔会提醒他“这个衣服有点不合适”，或者“今天我们要去见个高大上的人，你差不多点，别给我们丢人”。

《对话》之前，罗振宇对财经不感兴趣，对这个节目没感觉。

刚到《对话》的时候，他就“不吱声，就坐那儿听”。他围着这个栏目看了两三个星期，密集地找人请教，私下里思考，看它的历史。

《对话》的每场节目罗振宇都要去现场，以前只要导演在就好了，制片人不用去。等搞清楚了，罗振宇还会非常强势。

“比如他来了之后，基本上主持人的开头语和结束语都是他去组织。不是我们交给他，是他死乞白赖要来说。他就强悍到随随便便就给你说出来了，以至于都不需要我们再去想了。”蒋文倩回忆。

罗振宇在2008年的一篇博文中写道：在10年的媒体从业经历中，我通常身处幕后。工作中常用的心法，就是力求“灵魂附体”到主持人身上。遇到配合不默契的主持人，难免有半身不遂之叹。

这种极端追求也体现在每一次《罗辑思维》的录制过程里。

《罗辑思维》的片头、片中和片尾，都会出现一次罗振宇的自白：死磕自己，愉悦大众。一张桌子，一个椅子，一面背景布，一个小和尚摆件和几本书，这是《罗辑思维》的所有道具。佳能5DMark3对着罗振宇，没有其他机位，不需要切换镜头。

罗振宇面带微笑自我调侃的风格容易让人误以为视频是在欢乐氛围中完成的。实际上，《罗辑思维》的录制时间通常要超过7个小时。

其间，罗振宇不吃饭，不管录多久。“他要求自己保持那种情绪。”杜若洋说。

“打一个磕巴儿，全部重新录；觉得自己说得不清楚，重录；说了一遍后觉得啰嗦，重录。其实有时候他所谓的啰嗦，就是他自己觉得不爽，我再听一遍，觉得没有哪句话是有区别的。”有一次，已经从下午2点录到了晚上10点，罗振宇突然觉得有一个地方逻辑不够强，于是决定把作者叫过来重新讨论，前面所有的节目，重录。谈起这些，杜若洋至今都有心理阴影。

“罗辑思维”合伙人之一李天田曾经被邀请“出镜”，试了两次后，李天田发现自己“完全干不了这活儿”。

那天，她从早上录到下午6点钟，罗振宇不停喊“停”，“因为他不允许有任何小的瑕疵”。

“总算录完之后，他接着往下录他的那期节目。从晚上6点开始录，我也不好意思走，就看他是怎么录的。当时我就彻底崩溃了！大冬天里，我汗透重衫了，一个是灯烤着，一个是着急。已经第16分钟了，有句话说错了，重来！然后再重来！就那种焦虑，你在旁边看着！熬着！”

李天田给罗振宇做过性格测试，结果显示，他掌控欲和目标性非常强。“所以罗振宇特看不上稀里糊涂、没有目标感的人。”

有时他们处理一个事儿后，给罗振宇打电话说情况。他会“礼貌地听一听，但是他第一个问题一定是‘定了什么’”。

“有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人吃顿饭，第一次见面，定什么定啊。他会说没定什么，你不就白吃那顿饭了嘛。”李天田说。

李天田说罗振宇是一个不社交的人，他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朋友”，他身边的人基本上是两类：要么有事情走到一起讨论，要么就仅限于“认识”。他从来不会单纯为了“联络感情”招呼一个饭局什么的。

对效率追求表现出的强迫症同样在罗振宇对他所坚信的某种科学理性真理式的追求上。当罗振宇相信一件事情之后，他会变得非常绝对与确信无疑。

罗振宇不信中医，他对待信中医的人的态度就只有一个“拉黑”不解释。

当杜若洋跟罗振宇举例谁谁谁用中医治好了，罗振宇就会激烈地回击他。他的理论是“就是你不可验证，你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验证你因为不可验证，所以你没有办法证明这到底是自愈，还是用药治好的”。在罗振宇看来，能不能用他所谓的“科学方式验证”出来是重要的，这代表了人类体系的知识能不能被积累，他看重这种积累，把它视为真理。

这种评判事物的“真理”或一种“罗氏科学”也体现在他生活的很多地方。

李天田有次听到罗振宇在走廊上跟自己老婆打电话，大意是要买一个家具，他们俩为买大理石面儿还是木头面儿争论。

“我从来没见过两口子这么谈话的，他跟他媳妇说，‘这个啊，就是在审美这个问题上，任何人不要试图去说服和收服任何一个人，审美这个事儿是不可调和的。现在呢，反正我是不接受大理石面儿，然后你呢不愿意要木头面儿，但是没关系，你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我当时都笑趴下了，他真的说‘最大公约数’这个词儿了。”

因为这种较真，李天田与罗振宇有过激烈争论，她要求罗振宇在交流时能把“你还没有说服我”的口头禅改掉。

很不喜欢这个口头禅的还有方希。谈事时，罗振宇有时候会抱着胳膊嘟囔一句：你还没有说服我。“我一听这个特别不受用，谈事儿就谈事儿呗，我为什么说服你？”方希说。

罗振宇喜欢一切有利于清醒的东西，比如茶，比如烟。

“他抽烟很厉害，但是一滴酒都不沾。”李天田曾经问过罗振宇为什么不喝酒，罗振宇说“要保持绝对清醒”。

“他对不清醒这件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李天田说，有时候她偶尔喝大，说找不着回家道儿了，“老罗就特别鄙视的样子，（好像要跟你）拉这么远。”她比划了下手势。

罗振宇博士毕业才进央视。

他形容进入央视是步“愚棋”。“愚棋”是围棋的一种说法，指下效率不高的子，或者走重复的路。罗振宇在那次节目中解释说，他的研究生同学，有的一毕业就进了央视，他在大学当了3年老师，读完了博士，现在辞职以普通记者的身份进到央视从头熬，就说明跟他的同学有了3年差距。

这一点罗振宇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说必须想一个办法，把这3年的差距给补过去。换句话说，他绝对不接受以记者身份进入央视。当时，罗振宇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央视各个栏目之间“窜来窜去”做撰稿人，连续3年是“3·15晚会”总撰稿。

后来央视组建《中国房地产报道》问他愿不愿意加入，他就“恬不知耻”提了要求：进去就得当主编。

一年后，罗振宇就成了制片人，这在当时创了央视的一个纪录：第一个临时人员的制片人。

当了几年制片人后，罗振宇到了《对话》，两会期间，创造了一天播一期的先例，相当于每天晚上都要录一期。所有人都忙疯了，经常要熬到凌晨四五点钟。罗振宇独特的泄压方式是拿本《古文观止》在办公室高声朗诵。

蒋文倩认为，罗振宇那时不是很在乎利益，因为是在体制内，“干多干少一个月就那么点钱。”

但回报还是让他失望了。央视的平台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名动全国的主持人。这些知名主持人使媒体价值核心发生变化，起早贪黑做节目的是罗振宇他们，出去参加一场房地产商的剪彩活动挣一二十万的是主持人。

“这很不公平。”罗振宇不止一次毫不遮掩地表达过心理的不平衡：他“眼红”主持人。

杜若洋对罗振宇两次发怒印象深刻。一次是他把节目里一个历史人物的图片搞错了，罗振宇把他骂了一顿。这让杜若洋挺窝火的，“因为你一接电话，突然就开始（骂了）。”“他对产品品质会特别敏感，这是一个他生气的点。”杜若洋总结。

另一个就是当罗振宇发现合作者很吝啬时，“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重视合作利益的人他都在替别人着想，怎么能挣到钱（但）他永远要他自己该要的那一份东西。”

直到第一财经《中国经营者》找到他，罗振宇实现了当主持人的愿望。

当时制片人是曾捷，让他印象很深的是，罗振宇为自己在镜头前争取机会的方式，他那时坚持把节目结束语改造成一个3分钟个人脱口秀。

“这是他自己争取到的，是他一点点自己‘拱’出来的。”曾捷说，“他本来讲1分钟，后来讲讲讲，讲到了一分半钟，然后他很聪明，一句赶着一句，逻辑特别强，不好剪。所以他就利用这个东西，把自己评述的时间给拱出来了。”

3分钟里，罗振宇从不用提示器。不用提示器容易错，有时候一错几十遍，两三分钟的东西，有时候恨不能得录一个小时。大家都不耐烦了，说老罗你用一下提示器能怎样？你眼睛对着镜头说，相信没有观众能看出来。

罗振宇说：观众可能不知道你看着提示器，但是你的表情传递出来的信息就不一样。

事实上，罗振宇是被迫离开央视的。

“非常突然。”蒋文倩回忆，她是提前一个星期还是半个月才知道他要走。

罗振宇上司是原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他不喜欢我。”罗振宇说。

2007年，郭振玺专门为《对话》搞了一个制片人竞争上岗，鼓动了一群高层，安排评委打分，“就是要把我搞掉”。

“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因为我们俩是搭档。”回忆起那次经历，蒋文倩说，“各种难受，各种难做。”“我不知道他们俩为啥，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他要走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这些事我真的不知道。”

“那次我遇到一个特别有趣的选择。”罗振宇说，他当时已经准备辞职，但当这件事发生时，他想了有3种可能，一种是“我就辞职，我让你难看，因为你请君入瓮，我不入瓮”，另一种是“我也参加竞聘，我现场把郭振玺骂一通，解恨”。

但罗振宇很快让自己摆脱了那些报复性情绪，很快振作了起来，决定更乐观地去面对这件事，做出第三种选择。

“这个就是我的特征”，罗振宇笑着说。郭振玺要求央视台内有线电视都要直播这次竞聘上岗，“我说我这一生让央视的领导坐下来，排排坐听我讲20分钟，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罗振宇说那天他穿了这一辈子第一次正装，认认真真地准备了一套PPT，做了他觉得这一生水平最高的一次演讲。

蒋文倩在现场哭了。“他在我们那里是我们这个团队最团结的时候，我都没有见过那么团结的团队，罗振宇这个人虽然强势，但是很善良你要跟他说点什么事他就非常支持。”蒋文倩说，“那天他为荣誉而战我挺难过的。”

那次罗振宇分数最低，很多中心主任却都对他印象非常好。后来，罗振宇成为自由职业者，很多央视领导因为看了那次直播都找他合作。

有人事后觉得罗振宇很有肚量，但他却不这么认为，他把这归结为一种人生观，一种“不跟存量较劲”，向前看的人生观。

杜若洋用非常真实、没有小手腕、绝不会有阴谋，评价罗振宇的管理风格，“他有什么不满，该给你说就给你说。”

这种透明是杜若洋认为罗振宇带给自己最好的东西，“一个正向的价值”。“中国人一直认为什么叫精明，精明就是会算计，丛林里面能够靠阴谋，靠这种自我保护，封闭起来生存下去”，但“他能用一个透明的方式让自己和世界有一个更好的连接，这个让我感触很大”。

“我们公司就特底线，然后特别黄，特别开心，和年轻人我觉得共性是，都还是做事儿的人我觉得搞办公室政治的人，在这个团队留不住。”杜若洋说。

之前杜若洋是个愤青，“会把很多精力用在觉得中国悲观上面活在一种恐惧中”，但看到罗振宇用一种透明的方式做成了事，他觉得自己心态变得越来越好了，“就是第一，立足于你自己，做好当下。”

今年5月，罗振宇与“罗辑思维”之前的合作人申音先后发布微博，证实了二人“分家”传言。分家后，因为暂时没有合适的办公条件，团队开会、见人只能在朗园一个咖啡馆里，《人物》杂志记者与罗振宇的见面前两次都在这家咖啡厅：一次是开公司会议，一次是见《浪潮之巅》作者吴军讨论选题与合作。

杜若洋不认为两人分手是因为人品问题，他更愿意看成是两人对自由需求度与相信什么的不同。杜若洋觉得申音之前做过记者，“他可能听了太多大佬讲江湖故事，他太把江湖当一回事了，他自己存在一种很紧张的防御状态。”在他看来，这种状态变成了他的压力，压力传递到了团队这里，“就弄得团队很焦虑”，“大家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这是罗振宇不能接受的。

分手后，两人签了保密协议。“其实等于老罗是净身出户，后来外面有各种的说法，我都有点气。我说其实把这些往外一甩，所有人都知道老罗遭受了多么惨重的损失。但是老罗说，不要说，这个是承诺过的事情。”李天田告诉《人物》杂志。

但罗振宇现在很满足，互联网的力量激励着他。杜若洋至今记得他们第一次卖会员，“那天印象太深了”，他们先战战兢兢放了1500个会员，当时说的是卖3天，一个合伙人认为肯定卖不完，“那一周吧，然后罗老师说不行，卖3天最后谁也没想到6个小时抢疯了。”会员是在淘宝上卖的，需要人工点击发货，“然后我们团队的人点得不够了，把全公司叫到我们那个屋子里，所有人都在‘嘎嘎嘎嘎’点鼠标。”

“我们原本以为推开门是个厕所，没想到门打开后是个草原，空间大到那么让人难以想象。”罗振宇在一次演讲中说，从那一天他觉得，“妈的，我对这个社会要负起点责任了。”

蒋文倩为罗振宇高兴，“他的确是一个爱看书的人他现在干的事儿就是他最擅长干的事儿，他终于找到了他最擅长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

“他永远看前面，他自己从来不存照片。”杜若洋说，在他印象中，罗振宇从来不看自己做的节目，不会为自己保留点记忆和荣誉，没有任何怀旧情结。

为保持人格的最大特征，不靠谱与不确定性，罗振宇故意回避长期规划。“根本不想它的忧患啊，负面啊，风险啊我们的策略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向死而生，用不确定性调动出自己最大的能力，罗振宇高兴地说。

去年年底，罗振宇卖了最后一套房子。那天一进办公室，他特别高兴，对所有人大声说：“我是有钱人！”这个当初让他在北京获得安全感的东西，在今天也完成历史任务，被他看作阻碍自己向前的存量。

“就是如果有一个房子，你天天就会惦记，操，国家又出这政策，这房价怎么样，我天天会计算我的这个财富的涨跌，就很郁闷然后你就不舍得离开北京，尤其像去年雾霾那么大，你不舍得，因为我有房在这儿，对吧？我把它一卖，我变成钱，我爱上哪儿上哪儿，我立即就自由了。”罗振宇说。

“我对一切存量不感兴趣，我对一切往前走的东西兴趣极大。”罗振宇再次强调。